多伦多枪击受害者的艰难康复之路

红枫林讯（记者雨轩）多伦多韦尔斯利地铁站的地下站台通往地面街道有34个台阶。Michael Fenty对每一个台阶都是那么熟悉，在2016年的头几个月里，他每天都带着枪伤上下楼梯去诊所就医。直到现在，他也很难相信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2015年12月，几个枪手驾车在Eglinton 大街上对他和朋友开枪。他的双腿中枪。现场还有另外三人遭到枪击。当时，Fenty试图逃离现场，但发现他的右股骨被击碎。
 
森尼布鲁克医院（Sunnybrook Hospital）的外科医生最终用一根金属棒穿过他的右腿，然后用螺丝固定住。在经过五次手术之后，Fenty离开了医院。他步履艰难，因为剧烈的疼痛时时刻刻纠缠着他。他初期的康复理疗的诊所就在韦尔斯利车站的楼梯顶端。36岁的他不得不忍受巨大的痛苦就诊。现在将近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面临着令人筋疲力尽的挑战。
 
他的枪伤让他和妻子欠下了大量的债务。在他的建筑工作中，腿上的伤痛一直折磨着他，加重了作为孩子父亲的负担。还有一种隐形的痛苦，那就是枪伤带来的深深的心理创伤。
 
Fenty的遭遇并不是个案。2017年多伦多发生了392起记录在案的枪击事件，其中39起是致命的，共150名受害者幸存的活下来。2016年，有41人死亡，152人受伤。
 
今年到目前为止多伦多共发生了320多起枪击暴力事件。这暴露了多伦多的一些丑陋的犯罪根源：贫困和种族主义。
 
美国的研究表明，多达80%的枪击受害者（主要集中在美加边境两侧的年轻人），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活下来只是第一步。在通往康复的路上充满着心理创伤和极度孤独。  
一位研究人员表示，枪支暴力在加拿大各地导致“一代年轻人每天都在忍受各种各样的伤害、健康和慢性疾病问题，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近年来，多伦多枪击事件中受伤的人数之多，致使现有的支持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一线的工作人员说，当地机构正在满负荷运转，而社区维权人士试图介入来解决这个问题。
 
许多受害者说，他们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但是，为幸存者争取急需援助的艰难不仅使枪击受害者孤立无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枪支暴力的循环，使多伦多的一些社区成为目标。
 
2011年4月初春的一个夜晚，31岁的Immanuel Sawyer和一个朋友步行离开他住处（被当地人称其为“丛林”的Lawrence Heights地区的一大片低层公共住房）外出吃饭。他们没有意识到，黑暗中他们身后出现了一辆缓慢行驶的汽车。突然震耳欲聋的枪声划破夜空，一颗子弹击中了Sawyer的股骨，他的右上腿立即骨折。
 
Sawyer说，当时，社区两派人在火拼。他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寻找特定对象下手，只要你是年轻人，黑人，你在大街上，你就该中枪。他们只是尽可能多地把对方的人都干掉。
 
(为了家人的安全，Sawyer和Fenty希望在报道中把他们的脸掩盖起来。)
 
Sawyer在10天的时间里接受了3次手术。和Fenty一样，外科医生尽其所能帮助他移除了体内的弹片，并在他受伤的腿上植入了金属物。 当Sawyer出院以后，他发现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他得到最好的心理咨询是来自同样遭到枪击的朋友。他从其他受害者那里了解到应有的服务，没有任何官员在事后帮助他处理这些事情。
 
Fenty也表示，没有人来看你，告诉你什么样的服务可以帮到你。
 
CBC对枪击幸存者的多次采访证实了这点，受害者在疗伤期间，没有人为他们介绍如何进行康复治疗。
 
Fenty自2016年1月出院后一直努力的适应生活。由于坐骨神经的损伤加剧了他腿上的灼痛，疼痛从他的后背部延深到他的脚上。直到今天，穿着工作靴仍使他痛苦不堪。为了重返工作岗位，他开始自掏腰包进行理疗。初期恢复疗程每个小时的费用是257加元。他通常必须一周去五次，否则会引发腿部严重的肌肉痉挛。
 
他本可以在指定的医院申请公共资助的理疗，但是需要好几个月的等待，而且还不能确定其理疗服务的覆盖范围。他回忆道，当时他非常痛苦，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待。
 
而这时，一种社会认知越来越明显。许多人认为Fenty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是有罪的。Fenty把这种耻辱归结为三个原因:“第一，他们认为这是帮派地盘问题。第二，我是黑人。第三，还因为我是黑人。”
 
那一年，他被公司解雇，因为他们以为他是由于帮派火并而中弹。他后来又找到一份工作，但是由于公司认为他的伤是个负担，他又失去了这份工作。
 
在他受伤近三年期间，Fenty陷入债务危机。尽管他得到一段时间的失业保险金，但其帮助微不足道。他被迫暂停理疗康复。他的两张信用卡全都透支，还欠当地一家健身房几千加元。没有任何人帮助他。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他担心他一家人可能最终无家可归。
 
枪支暴力打开了创伤的黑洞。它不仅仅是身体上创伤，还会毁掉一个人的生活。
 
Rochelle Lewis于2017年在Scarborough她母亲家后院烧烤时被枪击。当天有两名30多岁的男子遇害，其中包括一位她的密友Dwayne Campbell，他最终死在了Lewis的怀里。
 
她永远忘不了当时的情景，一颗子弹从她的右侧背部穿过，粉碎了椎骨，她的脾脏破裂，严重损害了她的胰腺和隔膜。她的余生都需要轮椅。 离开医院回到母亲的家里，她的处境越来越差。由于无法继续从事发型师的工作，她感到孤独和“被遗忘”。
 
Lewis算是幸运，她得到安省的一些财政援助，在门诊接受了5个月的理疗。在安大略省，一些因暴力犯罪受伤的人可以得到最高25,000加元的赔偿，但大多数人得不到这么高的的赔偿。
 
一个专门小组对每个案件进行审查和裁决，受害者受伤的情况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如果这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受到伤害，或者警察可以证明此人与犯罪分子有联系，那他们将什么也得不到。（在一些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受害者可以申请每月不超过1000加元，总计36.5万加元。这项补偿仅限于“灾难性的”和“严重而怪异的”伤害，CBC采访的这6名枪击受害者中，没有人听说过这项补偿。）
 
Lewis最终获得了全部2.5万加元。但即使有了赔偿，她的积蓄也花光了。她不得不把所有的钱花在康复治疗上。一开始，她每周理疗费是380加元。后来，她设法在Newmarket市找到了一个更便宜的机构，每周收费200加元左右。她不能停止理疗，否则她会陷入抑郁和焦虑。她靠着定期的理疗预约来保持心理健康。 Lyndhurst的医疗团队意识到她需要长期的咨询服务，为她联系了相关的机构。从这点来看，Lewis是幸运的。
 
但是很多受害者，尤其是年轻的黑人，得不到同样的帮助。原因之一是他们居住的社区臭名昭著。一位研究人员将医疗体系中存在的这种矛盾心理描述为，一种有罪推定，会让一些人成为受害者。其后果对人的影响深远。枪击幸存者中普遍存在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压力。
 
这种影响会向外扩散，最终影响到他人。美国专家的研究表明，枪击受害者的孩子比同龄人更有可能参与危险的行为，更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研究还证实了早期心理干预在治疗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它如何能防止枪击暴力事件后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动荡的环境中。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社会学副教授Jooyoung Lee说:“当一个人面对所有这些恶魔和创伤时，他们需要有一个可以交谈的，可以倾诉复杂情感的人。”
 
Lee教授花了数年时间研究费城枪击受害者的长期健康问题。这项研究包括对年轻黑人男性受害者长达数月的采访。Lee发现，由于没有得到心理创伤的治疗，“年轻人带着怨恨和仇恨。他们变得愤怒，沮丧，空虚”。
 
这就是Sawyer 在被枪击后仍记忆犹新的一种心态。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凶手是谁，他在哪里？如何让他也尝尝他给我带来的痛苦。他自己非常苦闷，然而他周围的人都对他敌视。
 
在最初几天里，他感到自己会出（心理）问题。Sawyer 从未接受过心理咨询。他承认，当时他甚至没有想过要这么做。尤其是在他们的社区里，没人会想到这些。
 
Lee表示，有色人种的年轻人在寻求心理帮助时，有一种耻辱感。
 
对咨询的抵制同时也是因为卫生保健系统对治疗枪伤受害者没有相应的准备。由于医疗服务的不公平，安省种族人群在心理健康护理上的花费比白人病人少了30%。此外，安省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花费占卫生保健总支出的6.5%。而在许多富裕国家，这一比例接近9%。